本网09月26日讯:郑惕(1923—2002)，山东临沂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次年入党。曾任鲁南军区苏鲁支队营特派员，鲁南军区武工队队长、铁道游击大队代政委等职。建国后，任第二炮兵副司令员。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获独立功勋荣誉章。2002年9月1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对于“郑惕”这个名字，军界都很熟悉，他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司令员。岂不知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过闻名全国的铁道游击队的政委呢！了解他的战友们都知道，郑惕不仅善于领兵打仗，更以擅长做统战和敌工工作而著称。在抗战胜利50周年的时候，郑惕应邀参加铁道游击队纪念碑的落成典礼，我有幸采访了郑惕老人，他向我讲述了他在铁道游击队任政委时与德国传教士德兰的一段情缘。

　　1942年，日军频繁对鲁南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为适应形势的需要，鲁南军区抽调部队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到地方开展抗日活动，郑惕被派到微山湖东的临城、兰陵一带工作。临城、兰陵处在津浦铁路与临枣铁路交会的三角地带，地理位置不仅重要，环境也很复杂。郑惕当时负责做敌工工作，自然要与各种人物打交道，其中一位就是年轻的德国传教士德兰。

　　1942年秋的一天，一个战士急匆匆地跑来向郑惕报告，抓住了一个德国传教士。郑惕听了心里一动，马上想到德国是法西斯阵营中的轴心国，如果能把这个德国传教士争取过来，对今后的工作将会很有利。郑惕决定同他谈谈。

　　站在郑惕面前的是一位青年人，全身笼罩着黑色的修士服，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从谈话中得知，他出生于德国的一个小城，年仅20岁，名字好大一串记不清，只记得前面有“德兰”这个音。他毕业于维也纳大学，一年前来中国，家里有父母和一个妹妹。他来中国后就被派到兰陵外国天主教堂当传教士。问明了情况，郑惕心里有了底，便向他讲了我们党的统战政策及一些宗教问题，渐渐地他不再拘束，脸色也开朗起来了。后来，又通过几次接触，彼此了解逐渐加深了，谈话也随便多了。最后郑惕笑着对他说:“你的名字太长了，我怎么也叫不顺口，干脆就叫你德兰教士吧！”他一笑便颔首同意了。只是当郑惕有意同他谈宗教问题时，他似乎并不感兴趣，每每“顾左右而言他”，这倒令郑惕很纳闷。

　　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郑惕和德兰踏着月光漫步在村头的小路上。郑惕发现德兰教士那孩子般纯真的脸上泛着惆怅的光，长长的睫毛上闪着晶莹的泪珠。从这些表情中，郑惕猜测到德兰来中国不会是自愿的，也许心里隐藏着难言的苦衷。为了使德兰真正了解我们的军队，了解中国的现实，上级领导研究决定让德兰教士到鲁南的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去体验一下那里的生活。在抱犊崮山区根据地，德兰正赶上反“扫荡”，他跟随八路军老五团，同战士们一起经历了行军打仗，一起过艰苦的生活。他亲眼目睹了八路军战士的英勇行为及朴实可贵的品格，更为抗日军民鱼水般的深厚情谊所感动。反“扫荡”结束后，德兰教士又回到教会，没等郑惕发问，德兰便迫不及待地讲起了在根据地的见闻，谈到高兴处还手舞足蹈，并不时地竖起大拇指，表示共产党八路军“非常的棒”。

　　一次郑惕直接问德兰为什么离开祖国到中国来，他不再回避，向郑惕袒露了心底的秘密。原来德兰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更不是怀着邪恶目的从事精神占领的侵略者。由于德国当局侵略战线拉得过长，为弥补兵源不足，便强征青少年入伍。德兰不愿去屠杀别国人民，更不愿使自己弃身于异国。但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当兵就得出国当传教士，无奈之中他选择了后者。怀着万念俱灰的心情，告别亲人来到中国。谈到未来时，德兰忧伤地说:“我在大学读书时，曾幻想毕业后致力于社会科学研究，没想到这场可恶的战争打碎了我的希望，不得不戴着假面具生活。”说着德兰竟孩子般地哭起来。

　　待德兰安静下来，郑惕向他讲了全世界人民要联合起来，用正义战争来消灭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实现世界和平的道理。最后，郑惕真诚地告诉德兰:“中国共产党欢迎所有的朋友同中国人民一起，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去，这当然也包括您！”德兰教士猛地站起身来，激动地问:“贵党也相信我？”“当然！”郑惕说:“为了共同的目标，我希望能成为真正的朋友。”临分手时，德兰迫不及待地向郑惕请求任务，郑惕考虑条件不甚成熟，就说:“你的任务还是做你的传教士，把‘主’的旨意传给你的教民，适当的时候还可以收几个日本信徒。”他听了先是一惊，继而会心地笑了。

　　这次虽没向德兰交代具体任务，但他回去后立即开展了工作。在传教时，他把《圣经》的内容加以改变或演化，突出了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主题。他还设法同日本人接触，并把得到的情报及时报告给我方。德兰教士的宣传工作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增进广大教民对党的抗日政策的了解，还影响了一些传教士和司铎(神甫)，使他们对党的抗日斗争事业产生了同情。

　　是年冬，日军为确保其后方的安全和津浦铁路的畅通，加紧了对鲁南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分割和封锁，八路军主力部队医用器材和药品匮乏。鲁南军区指示铁道游击队要尽快搞到部分望远镜、手术设备和药品。这些都属于日军严密控制的物资。郑惕为此发愁时，德兰来了，郑惕就把情况告诉了他，问他是否能从日本人那里搞到。此时，郑惕发现德兰教士的脸上闪过一缕不易察觉的阴影，就说:“不好搞就算了，我们再想办法吧！”没想到他腾地站起来，好像蒙受了巨大屈辱，话说得非常急:“不，郑先生，假如我不能做好这件事，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请相信我！”郑惕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们不忍心让您为我们担风险，再说……”他突然地打断了郑惕的话，“难道郑先生和贵党不信任我？我答应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你郑先生一个人，而是为了‘我们’。”他把“我们”两个字说得很重。郑惕心里一热，冲他点点头。

　　时隔不久，德兰果然搞来了两架望远镜、一批药品和部分手术设备。

　　一天清晨，德兰突然匆匆跑来找郑惕，喜忧参半地说:“郑先生，请您原谅，没经您允许，我将我们的关系同我的上级司铎讲了！”郑惕听了这个情况有些吃惊，刚要询问缘由，他赶忙说:“司铎是波兰人，是我的好朋友，他说他非常愿意见您。”郑惕嘘了一口气，说:“我可以见他，不过以后要多加小心。”最后郑惕又着意叮嘱他要对总铎格外警惕，因为据了解总铎是个非常反动的家伙。果不出所料，德兰的行动引起了总铎的怀疑，总铎对他进行了严厉的审讯，虽然他守口如瓶，但恼怒的总铎决定将他发配到兰州教区。

　　1942年冬季的一个夜晚，郑惕托着书本坐在煤油灯下，德兰进屋后便是久久的沉默。郑惕估计出事了。好久，他才说出原由。最后德兰握住郑惕的手，满面凄楚地说:“郑先生，我是来向您辞行的……实在不愿离开您。”面对这样一位异国朋友，郑惕能说什么呢？临别时，郑惕只能轻轻地说:“请多保重，我们也许还会见面的。”

　　郑惕一直把他送出很远很远，此后竟音讯全无……【人民政协报/李海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