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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微湖大队简介
  微湖大队为中共沛滕边县委领导下长期战斗在微山湖之抗日武装,创建1941年7月。始称微山湖游击队,张新华、胡桂林分任正、副大队长。1942年8月,该队奉命于湖西高楼整编,正式命名为微湖大队,辖4个小队。同年9月改编为鲁南军相关区独立支队第一大队。独立支队队长张新华担任大队长,孙新民任政治委员,胡桂林、赵峙宇、刘林任先后任副大队长,郑仍任副政委。1944年秋,微湖大队编入鲁南二军分区部队,后编人野战军,随主力渡江南下.在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微湖大队同铁道游击队,运,支队等抗日武装一道,以微山湖为依托,同日伪顽军展开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为开辟微山湖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保卫湖上秘密交通线,为巩固后方、支援主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 运河支队简介
   运河支队创建于1940年1月,由苏鲁边之峄、滕、铜、邳地方抗日武装组编而成,初创时约1500余人,曾先后隶属于八路军—一五师,新四军淮北三军分区、八路军鲁南军区。孙伯龙、邵剑秋、胡大勋先后任支队长,朱道南、孙振华、纪华、郑平先后任政治委员。 1940年春、夏为其大发展时期,同年秋其大部编入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1941年又以200 人基础发展至近千人。 1942年春斗争形势恶化,遂遵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指示,转人隐蔽游击战。 1944年进入新的大发展时期,至1945车8月,队伍达3000余人,编为山东军区警备第九旅第十八团,成为地方主力基干兵团。 在抗日战争中,运河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与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团结协作,战斗在运河两岸、微山湖畔,共毙伤、俘日军近千人、伪军4000余人,为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铁道游击队真实的故事
  微山湖畔,夕阳西下,土琵琶悠扬的乐声传来,挎着长枪短枪的汉子们就会唱起动人的歌谣—多少年来,铁道游击队队员勇敢而浪漫的形象就这么印在中国人的脑海中。50多年过去了,铁道游击队还有多少英雄在世﹖当年那曾让日寇闻风丧胆的飞虎队员如今生活在什么地方﹖
  1995年,微山县在“铁道游击纪念塔”揭幕之时,邀请到十几位老铁道游击队队员回到他们战斗过的地方。望着这些白发苍苍、热泪盈眶的老人,记者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寻访健在的铁道游击队队员,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1996年开始,他们踏上寻访的征途。3年多来,他们走遍全国十多个省市,行程3万多公里,终于寻找到41位队员,记录下了他们的故事,为我们留下了一首首动人的歌谣。
                   日军悬赏二十万捉拿的“匪首”刘昭喜
  1943年初夏的一天早晨,临城火车站旁边围了一堆人。一个30岁上下的青年也挤进人群,看到墙上贴着一张纸,纸上画着一个人,与自己有点像,还有几行字,可他不识字,就问身旁的人:“那上面写的什么?”人家漫不经心地回答:“悬赏20万日元捉拿贼首刘昭喜。”那青年一听,急忙低着头挤出了人群。他就是日本人悬赏捉拿的刘昭喜。
刘昭喜,1913年出生,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薛城镇西丁村人。他自幼在铁路边长大,练就一身扒车绝技。为生活所迫,刘昭喜经常组织一帮穷伙伴爬到日本人的火车上偷东西换饭吃。1941年冬天,刘昭喜从日军火车上掀下一批茶叶拿到市上去卖,恰巧碰到鲁南铁道队的秘密交通员。交通员将茶叶送给了铁道队的领导,并介绍了刘昭喜等人“吃两条线”的情况。铁道大队长说:“这些人出身穷苦,扒车本领高,最好把他们收到铁道队里来。”刘昭喜听说后就和他的伙伴们商量。大家认为,以前手里没有枪,常受鬼子欺负。参加铁道队,与他们一起打鬼子,再好不过了。于是刘昭喜就带领12个穷弟兄参加了铁道队。从此,他们在铁道队的领导下,先后从日军的火车上搞到12包棉花、170多个防毒面具、一架X光透视机、16捆呢子布、十几匹印花布,以及大量的大米、白面、火柴、白酒、鸡蛋、衣服等日用品。他们白天去车站侦察情况,夜里便掀东西。车站上的工人,甚至一些伪警察,都与他们很熟,这些人看到了也装作没看到,甚至还替铁道队放风。他们截取的货物,军用品一般都送给鲁南军区,铁道队也留一部分自用,有些数量不大的生活用品,就由刘昭喜等人自己处理。临城车站上的日军发现几乎每天都丢失军用物资,就派出特务四处明查暗访,到处抓捕,在城门上贴出告示,悬赏捉拿。为了刘昭喜的安全,铁道大队把他调到长枪队当班长,不再参加截火车的战斗,同时让他改名为刘昭荣。
  刘昭喜在长枪队参加了一系列袭击日军的活动。如在沙沟破坏铁路使两列日本军车相撞;在临城火车站袭击警务段,用大刀砍死鬼子数人,打死鬼子岗哨3人;在下殷庄袭击鬼子军马队等。
  鲁南铁道队番号撤销后,刘昭喜被分到鲁南铁路局。这时,家中来信说,他父亲和11岁的女儿被国民党打死了。当他把亲人安葬后归队时,正值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鲁南铁路局已经北撤。他与部队失去了联系。我军北撤回来后,他终于找到了部队。部队领导让他回老家侦察敌情。不久,刘昭喜为十七纵队当向导解放了临城,又给部队带路向韩庄追击逃跑之敌。解放韩庄后,与他一起作向导的同伴说:“咱们回家待命吧!”刘昭喜回到家乡后再也没接到归队的命令。建国后刘昭喜当了11年村长,后因病退职。程志远多次主动要求回乡务农。
  1943年秋的一天,沙沟集市上熙熙攘攘,卖菜的、卖鱼的、卖干货的一字儿排开,包子铺、丸子锅、羊肉汤,香味四溢。突然,4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走来,不时举枪向天空扫射。趁着“炸市”,日本兵洋洋得意地从鱼市上抢了几条鲤鱼挂在枪筒上,大摇大摆地走了。当他们走过一个三岔路口时,从一个柴禾垛后面突然跳出三条汉子,手持短枪,连发数弹,4个日本兵连哼也没哼一声便倒在了地上。三条汉子快速拾起日本兵的武器,一溜烟地消失在远方。这就是铁道游击队英雄程志远和他的战友。
  程志远,又名程振远,1922年出生,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古井村人。1943年6月参加铁道队,任短枪队队员。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有一天他执行任务刚走出村子,就看见不远处的公路边上,有3个人正蹲着休息。机灵的程志远看到他们的腚后面露出了盒子枪,就悄悄捅了一下伙伴,低声说:“不好,前面3个是特务”于是他们转身往回走。这时特务已经发现了他们,站起来喊道:“站住!为什么见了我们往回走?”程志远急中生智,巧妙地回答说:“俺赶集忘了带钱,回去拿钱。”特务说:“不行!过来检查!”他们见躲不过去了,就同时掏出短枪,“啪、啪、啪”三声枪响,撂倒了特务。没料到旁边的庄稼地里还有一个蹲着拉屎的特务,见情况不妙,便顺着庄稼地跑回去报告。大批鬼子追来了,问在附近地里干活的农民:“毛猴子往哪里跑啦?”农民用手往东一指说:“往那里跑了!”鬼子就向东追去。其实程志远是往西跑的。
  1946年,铁道队撤销番号时,程志远被分配到鲁南铁路局,任鲁南军区兵站处警卫连一排排长。后随军南下,在打淮海战役时,程志远任鲁南军区兵站处后勤运输队队长,他曾一人带领17辆满载子弹、炮弹的汽车从兖州出发,冒着敌机轰炸,连夜送到作战前线,受到上级的嘉奖。1951年3月,程志远报名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转业地方,并主动放弃了进工厂工作的机会,自愿回到老家西丁村参加农业生产。他曾被抽调到薛城焦化厂工作。后来为支援农业生产,他再次申请回家务农,体现了一个革命军人的高尚品格。
                      刘洪的原型刘金山
  刘金山,是小说《铁道游击队》中大队长刘洪的原型之一。
  他1915年出生于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蔡庄村的一户矿工家庭。他6岁丧母,8岁丧父,过早地走上了流浪儿的生涯,讨饭、捡煤、扒车、当童工、打短工……幼小的刘金山饱尝了资本家、封建把头和反动狱警的皮鞭棍棒之苦,同时也塑造了他勇敢、坚毅、不向反动势力屈服的叛逆性格。经历无数磨难,刘金山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1938年4月,当他得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滕峰边山区起义时,便毅然地参加了起义队伍。不久,因在一次战斗中负伤,遂与部队失去联系。1940年9月,他通过关系找到鲁南铁道队的领导,重新加入了铁道队。他开始在大队部当通信员,不久便被提为分队长。第二年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铁道队的骨干力量。
  1941年夏,鲁南的抗日斗争进入艰苦阶段,铁道队只能在微山湖东几个村庄昼伏夜出地活动。为扭转被动局面,铁道队派刘金山等铲除临城站日军站长高岗。刘金山设计先除掉了高岗的重要耳目,接着他又化装成铁道工人深入虎穴,到高岗的办公室旁边侦察方位、配置及日军岗哨情况。然后他带领精干队员,于夜间10点多钟化装成铁路工人直扑高岗的办公室。高岗正伏在桌子上写字,卫兵正趴在一边打盹儿。刘金山用力踢开门,高岗见有变故,大吃一惊,正要伸手摸枪,刘金山抬手一枪,便击毙了高岗。睡眼惺忪的卫兵刚抬起头,刘金山的枪口已顶住了他的脑门……整个战斗不到10分钟,不仅铲除了高岗,还缴获两挺机枪、30余枝步枪、3枝手枪及数千发子弹。类似这样的战斗,刘金山参加了十余次,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1942年5月,刘金山被鲁南军区正式任命为大队长。此后,他先后与六任政委配合,率领铁道队员截火车、打鬼子、救群众、除汉奸、送干部,身经战斗百余次,安全护送过路干部近千名,为主力部队输送数百名骨干力量。
  1946年3月,鲁南铁道大队番号撤销,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鲁南铁路局,刘金山被任命为副局长。同年8月,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为迟滞敌人行动,鲁南军区调集原铁道队部分骨干,重组鲁南铁道大队,刘金山再度出任大队长。年底部队改编为鲁南军区特务团二营,刘金山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此后他随军南下,参加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历任团长、师参谋长、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等职。1980年8月离职休养。
                ■郑惕铁道游击队中走出的中将
  郑惕,鲁南铁道大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任政治委员。他1923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县城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家乡沦陷后,他随父母逃亡,目睹了日寇四处烧杀抢掠的暴行,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1938年,不满15岁的郑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先后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十二支队、苏鲁支队等任民运员、宣传队教员、锄奸干事、特派员等,其间被推荐到山东岸堤抗日军政干校、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于1939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秋,郑惕调任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干部便衣队副指导员,随队进人敌占区,开始了长达5年的敌后战斗生涯,并先后任鲁南军区第三武工队副队长兼峄县齐村区委书记、鲁南军区第一武工队队长。1944年 9月,郑惕担任鲁南铁道大队副政委,主要负责敌伪军的上层统战工作。这年冬天,驻沙沟东站的日本特务平野要求同铁道大队“谈判”。郑惕具体安排并直接参加了这次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判。经过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反驳了平野提出的铁道大队不要再破坏铁路的乞求,使这个名牌日本特务理亏词穷,狼狈而归。
  1945年6月,郑惕奉命代理政委。他和大队其他领导团结一致,积极开展迎接大反攻工作。9月下旬的一天,铁道大队接到命令,配合新四军十九旅解放伪军占据的沙沟镇。为牵制日军,不让他们增援沙沟伪军,郑惕孤身前往日军驻地姬庄,同日军联队长官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使沙沟的伪军陷入孤立而迅速被我新四军消灭。
此后,郑惕多次与日军谈判,规劝驻临城的日军铁道警备大队和铁甲列车大队向我铁道大队缴械投降。1945年11月31日,郑惕作为我方首席代表与日军代表小林在姬庄村的一户农家进行谈判。郑惕阐明谈判的宗旨,要日军立即就地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郑惕说道:“你们要信守自己的诺言,把全部武器交给我军,要对日军士兵的生命负责。这周围已经布置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想要耍滑头,绝没有好下场!”
第二天,日本官兵按我军的要求排成方队,将武器送到我方指定的地点。这次沙沟受降,是鲁南地区一次规模最大的日军直接向我军缴械投降的行动。
  1946年3月,鲁南铁路局成立,郑惕被任命为铁路局特派员兼总段长,后任鲁南军区保卫部科长、十六团政委等职,参加了淮海战役。1948年12月调任徐州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之后又几经调动。1954年赴苏联学习边防专业,回国后任公安军边防处长。后又改任武装警察(公安)部队副参谋长,主管边防工作。
1973年6月,郑惕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副参谋长。1982年11月起,任第二炮兵副司令员,为我军战略导弹部队的“三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1987年,当选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现住北京市。
  注:郑惕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9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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