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生活回忆:队里阶级界限比较模糊(3)[2010年1月7日]

　　初到村里时，晚上出来散步，遇到村民跟我打招呼，问的都是：“喝了吗？”我很老实地回答：“饭吃了，但没喝酒。”村民听了就笑。后来知道，他们把吃晚饭叫做喝黑汤；问喝了吗，意思就是吃晚饭了吗。因为这个招呼方式，我很替现在沛县的政府机关干部们担心，要是有外地单位的人来学习交流，你晚上一见面就问喝了吗，会让人家觉得我们到沛县好像就是来喝酒的。

　　白天外出，打招呼就不同了，尤其是去赶集的路上，遇见熟人，问你的是：“要钱吗？”你如果知道这里的习惯，就不能回答要，因为这只是个招呼，没有真给钱的意思。一次我路过邻村，一村民正在耪地，他去我们村打面见过我。看我走来就停下手中的活儿问：“要钱吗？”我嘴上说着不要，又偷看他的装束，上身赤裸，穿个没口袋的大裤衩，心想我如说要钱，都不知他到哪里去掏。

　　“二百五”这意思大家都明白，在我们村叫“二红砖”。据说砖在窑里烧好后，自然冷却的就是红砖，浇水冷却的就是灰砖。有些砖浇水没浇匀，半红半灰，这就是二红砖。想想看这要是去形容一个人，可见这人就不怎么样。还有一个词是“半熟”，意思和二红砖接近，程度还要更厉害一些。要是说某人“那家伙，半熟！”被称呼为“半熟”那人听了差不多是要翻脸的。

　　麻雀在徐州还是叫麻雀，或是老雀儿，在我们村叫小咬儿。在我印象里，当年沛县人是喜欢吃小咬的。县城的一些饭馆门口都用脸盆装，红烧小咬，一毛钱一只，供人买去下酒。

　　下放的第二年，我们生产队实验旱改水，种了几亩水稻，开始时长势喜人。不料到灌浆时被麻雀发现这是绝好的饮料，纷纷落在稻穗上嘬甜水喝。这一来瘪穗太多，秋后产量就很低。生产队有一次开会，队长讲话时提起这事就骂：“姐！本来打算一家分几斤新米熬稀饭喝的，这下好，都让丈人羔子小咬给毁了。”

　　注意到队长话里带个“姐”了吗？他这可不是在招呼他姐，我们队长没姐。沛县话中令我最感奇特之处就是说话时会带个“姐”字。这让我想起徐州人说话有时带个“娘”字，不知是怎么形成的。认真说起来，徐州话里带“娘”不怎么好，显得比较粗俗。可沛县人话里带“姐”并不粗俗，就是个语缀，随意就带出来了，还能表示惋惜、感慨、赞叹等多种意思。比如那年我从农村考上大学后，在村里成了一条大新闻，村民见了我就这样说话：“小徐啥时走？姐，还怪闪得慌来。” 

　　“来三年了吧？走了好，姐，农村哪如恁徐州。” “姐，这下成大学生了，不瓤，姐，小徐真不瓤！”

　　吹　猪
　　有句形容人生气的话是“气得跟吹猪似的”。这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农村还真有吹猪这种事。在我们村，这种事都是找麻五。

　　麻五显然是小名或是外号，他的真实名姓我一直不知道。

　　麻五四十多岁，孤身一人，这个年龄的单身汉自然都比较邋遢。麻五邋遢归邋遢，但是热心“公益事业”，村里人家里有些脏活累活，往往找麻五来帮着干。麻五是一喊就到，不过帮忙之后得有一顿小酒伺候着。

　　肉联厂是如何对猪进行集体化屠杀的，这我没见过，我见过个体化杀猪，杀过之后的第一个程序就是吹猪。

　　我第一次见麻五吹猪时真是开了眼界。杀猪人把猪摁住，用刀往脖子上一捅，放血。猪死后，在后腿靠近猪蹄处用刀割开一个口子，口子割开后刀子继续向前走，削开一片猪皮，并不削断，连着。这时麻五过来，把嘴对准刀口，再把掀开的猪皮蒙在嘴上，两手紧紧按住，开始吹气。这显然是个力气活儿，只见麻五长长的一口气吹进去，吹到脸色发紫、青筋暴露。然后两手使劲攥住猪腿，防止它跑气。这时麻五大口喘息，缓过劲儿后，憋足一口气再吹。如此总要吹上十来次，只见那猪渐渐肿胀，最后四条腿都支棱起来。最后用细绳子将猪腿扎紧，找根擀面杖在猪身上来回擀，把吹进猪皮和猪肉之间的气赶匀。

　　听村民说，吹猪的作用，是可以把猪毛刮得更干净。猪身上除了后背屁股肚皮比较圆整，毛比较好刮，其他部位或松软或有皱褶。吹气之后，这些部位也变得光滑圆整，这时再刮毛，既方便又干净。

　　麻五吹猪，往往引来许多人围观，还拿他开心。这个问：“麻五，味道怎么样？”那个说：“这是头母猪，麻五你对嘴吹吧。”有一次，一个年轻人趁麻五一口气吹完，准备换气嘴但还没离开猪腿的时候，在已经鼓起的猪身上使劲一按。猪体内的气又倒灌进麻五体内，呛得麻五直翻白眼，一个劲儿地咳嗽，围观者哄然大笑。

　　村边有一个窝棚，那就是麻五的家。后来的一天早上，不少人远远看着那窝棚，小声议论着什么。我过去一问，说是麻五不知得了什么急症，昨天夜里死了，尸体已被人拉走。窝棚门前，堆着一些麻五生前用过的被褥和脏衣服。

　　麻五平时不太说话，别人惹他他也很少生气。他帮别人干着最微贱的活儿，还给别人带来一些说笑的由头。他的死无足轻重，像一片枯叶悄悄落下，埋入泥土，踪迹全无。

　　现在我常去附近的农贸市场买菜，有一天在买肉时我问卖肉人现在杀猪还往猪腿里吹气吗？卖肉人说，早不吹了。我问那猪毛怎么能刮干净呢？他说用火烧，或者浇沥青，等干后一揭就行了。他又问我：吹猪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你问这干啥？

　　我啥也没说，拎着肉走了。

　　琴　声
　　下放到村里的头几天，每到晚上，就有一缕柔弱的二胡曲从不远处飘来，那琴音真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我那时刚刚离家，又是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知青点里，往往让那琴声弄得心里一片凄凉。

　　我小时的邻居里有几个艺术天才，像是画油画的吴以徐、吴以增兄弟，后来在国内都有了名气。马伟光的手风琴，说是徐州第一大概异议不大。董瑞华、董瑞（是弟弟，当初我还问过他，怎么你的名字好像少一个字呀？他说爹娘就是那么给起的）哥俩的小提琴和二胡也都非常棒，董瑞华后来当过江苏省梆子剧团的作曲和副团长，他们和我同住一个院，一起玩的时间长了，小提琴和二胡到了我手里也能锯出声儿来。所以，第一次听到乡村夜晚的那一缕琴声时，我就知道遇见高人了。

　　问村民，说拉琴的也是个知青，本村人，来了好几年了，叫黄宗保。

　　几天之后，我在月光下追着琴声找到了黄宗保。见我坐在旁边，他只朝我一笑。一曲《二泉映月》奏罢，他有些喘吁吁地说：“早想去看你的，你倒先来了。”我问：“总听你拉《病中吟》、《二泉映月》、《江河水》啥的，不能拉些欢快的？《赛马》、《光明行》、《红军哥哥回来了》都行啊。”他说：“你知道得还不少。《红军哥哥》是板胡曲，二胡也能拉，没那个心情！”我接过他的二胡，拉了一段《江河水》，他很惊诧地看着我。我说：“野路子，以后你来教我。”他说：“行。”

　　那天晚上我知道了，黄宗保和我们知青下放农村有些不同。“文革”期间，对待一些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等人，有一种惩罚办法，就是全家遣返原籍。看宗保的音乐素养那么好，我猜他应该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也就是属于“反动学术权威”家庭的子女。具体我也没问，那都是人家不愿提及的话题。

　　宗保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需要静养，还需要好的心情。而农村的生活条件以及想望回城给他带来的心理压力，对他的病百害而无一利。宗保矮小瘦弱，走路快了都喘，所以几乎没有真正教过我拉琴。“四人帮”被粉碎后，风传知青要逐步返城，这让宗保看到了希望。他曾对我说，要是回了徐州，他这病肯定能好。我们村后来来过一个家里很有背景的女知青，只待了半年多时间，就通过关系调回了徐州。这使宗保颇为不忿而又倍感压力。不久，他的病况严重了。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哥哥用一架平车从公社卫生院拉他回来。宗保躺在车上，双目紧闭，脸色惨不忍睹。我轻轻喊他，他已不能说话，他哥哥说马上就带他回徐州治疗。可没几天，我就听到了坏消息。

　　我那个叫董瑞的邻居和宗保的哥哥同在徐州矿务局宣传队，听他说，宗保死后，家人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放入两样东西。一样是手绘的冥币，写上了一个很大的数目。另一样是一份自制的通知书，上写：黄宗保同志，你已被批准调回徐州工作……。

　　伙　伴
　　我们这个知青点，接收的是徐州交通局和卫生局的职工子弟，外加我一个文化局的孩子，共有5女12男17名知青。17人中，交通局的有9个，他们性格豪爽，讲义气、敢担待，文化不高，胆子不小。知青小张一身练武的行头，从大队拖拉机一米多高的车厢上，一个侧空翻翩然落地，纹丝不动，把村民看得瞠目结舌。我们知青点从没有地主富农坏分子来捣乱，我以为皆拜小张的威慑力所赐。而卫生局的子弟加上我，看上去就比较单薄柔弱。不过我们也有优势，高考恢复后，报名参加考试的５名知青中，除我之外，其他４人都是卫生局的子弟。

　　两年多时间里，我们17人聚居一处，像是兄弟姐妹一般。一个人回徐州，可能会跑遍所有知青的家，捎去话，带回东西。任何人从家里带回好吃的，都会拿出来大家一起共享。而这些好吃的，无非是掺有一点肉丁炒的辣椒酱、豆瓣酱或煎咸鱼之类，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多带，一次吃得又不多，放久些也不会坏。

　　知青点的女生特别受男生的关照，内部的重活比如打井、喂猪等全由男生来干。女生回徐州，都会有两三个男生帮着扛行李送到车站，来时也有人去接。女生当炊事员，揉面的工作就由男生代劳。而每年男生的棉被拆洗后，几位女生会过来一起帮着套好。

　　知青下放后，大队干部是当然的领导，另外还有分管知青工作的公社助理。我们那时不知自己未来是什么命运，就盼着将来能通过招工调回徐州，而这总要经过大队公社两级的批准。所以知青们虽然各有性格脾气，平时也调皮捣蛋，见了大队公社干部却都是客客气气。大队干部都还好，对我们都很亲切。公社分管知青的是刘助理，在做助理之前曾作为县工作队员在我们村呆过，当初和我们也很亲切，等当上助理后就有了官的样子。我们知青点和大队部一墙相隔，刘助理后来到村里也不进知青大院了，就在大队院子里站在凳子上隔着墙头和我们说话。对男的他不太搭理，老是对女知青嬉皮笑脸，全是说些无聊的废话。有一次刘助理又出现在墙头上，给女知青大谈青春理想、人生爱情。知青小耿烦了，就喊了声刘助理，然后念了句古诗:“春色满园关不住，一颗黑头出墙来。”刘助理未必知道叶绍翁，但红与黑的区别他还是听得出来的。那小耿正为自己化古诗的腐朽为神奇而得意，只见刘助理先是面如重枣，然后一声暴喝，接着连“你是什么成分？”“你家里是干什么的?”“你还想不想回城?”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吓得小耿诗兴全无，一头扎进屋里不敢出来。

　　我觉得威风之后，刘助理是会后悔的，为他那些毫无涵养的训斥。

　　知青点里兄弟姐妹般的友谊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１７人中后来有５人情有所属，回城后两对知青组建了家庭。怎么还会单独出来一个？那是位女知青，肥水流向外人田，她把自己嫁给了生产队里的一位村民。

　　回　城
　　沛县北面有个大屯煤矿，是由上海人投资开采的。每天都有许多上海的车辆从我们村附近的公路驶过，去大屯煤矿拉煤。1976年１０月中上旬的一天，一个村民大呼小叫地跑来，说他看见上海的拉煤车上，贴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标语。我们那个村庄，最早就是这样得知了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

　　季节虽是秋天，整个国家却春意萌动。我有个关系非常好的中学老师，在我下放后与我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他在那年年底就给我写信，说国家很有可能恢复大学高考招生，让我心里有数。从收到他的信开始，到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我有了10个月的准备时间。

　　说是准备，其实就是胡乱看书，还不知道该看什么书，也没有任何复习材料。我带到农村的书，最多的是毛选和鲁迅，另有一些中学教材、《赤脚医生手册》以及那时期仅有的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文革”中父亲被关了4年，家里的书大部分让母亲当废纸卖了。还好那时父亲已放了出来，又在市图书馆工作，帮我借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还有那个时期出版的所谓法家像王安石、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诗文集。

　　我还有一本手抄的《唐诗三百首》。在一个同学家看到这本书，想借走，同学说他也是借别人的，于是我用了三天时间把它抄在一个笔记本上。离开农村时，一位村民希望我把这手抄本送给他，送就送吧，反正三百首诗都印在脑子里了。

　　那年高考只考数学、语文、政治和史地四门。后三门我不怕，数学却是从1到10都写不全。知青小耿聪明过人，数学还没忘光，一起复习时就顺便教我。考试时发现小耿果然了得，试卷上他讲过的题型十有五六，居然让我考了60多分。可那年考试要考两次，到第二次时，数学难度加大，小耿讲的题型一个也没有。那是真的一点也不会了，结果拿个鸭蛋。好在其余三门的成绩就把我送过了录取分数线。小耿倒是没发挥好，仅差几分，最后被一个中专录取。他也是在农村待急了，有个学上赶紧拔腿走人。后来知道，一些本科院校搞扩招，他能晚走一个月也就上本科了。

　　小耿到今天已是老耿了,还在徐州的一所中学教数学。我一直感谢他,没有那年的60多分，我可能第一轮就给淘汰了。

　　恢复后的首届高考全国约有570万人参加，这还不及现今全国高考的录取人数。最后有29万人走进大学校门，录取比例是20∶1。在那29万人中，就晃动着我瘦弱而疲惫的身影。

　　那时候徐州至沛县大屯的火车已经通车，六七位村民把我送到车站。知青伙伴被我执意拦在知青点门口，不许他们送。我知道大家在一起两三年，现在其中一个先走了，他们的心里不会好受。

　　其实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北京已经在开始研究中止“上山下乡”这项政策。此后不久，几千万知青开始陆续返城。到1979年年底，我们的知青点里已经是空无一人。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