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生活回忆:队里阶级界限比较模糊(1)[2010年1月7日]

　　《历史学家茶座》 2009年第3期 　
　　
　　知青点
　　1975年8月，我下放插队到微山湖畔江苏省沛县魏庙公社毛寨大队第七生产队。

　　这个时间已经是毛泽东给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回信之后，那封回信的内容，当过知青的人恐怕今天还都会记得：

　　李庆霖同志：寄去三百元钱，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 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这封信成了一个分界，此后下放的知青也被称为新三届。老三届苦不堪言的生活，引出了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又引出了毛主席的回信，新三届因此受益。此后，上山下乡运动虽仍在继续，但全国的知青工作有了重大调整，各地加强了对知青工作的领导。每个城市以系统为单位，把该下放的职工子女集中到一起，单位派出带队干部，和知青一起到农村去。生活有困难，由单位设法解决。下放地点则统一安排，凡有接收知青任务的乡村一律建知青点，知青不再散居村中。

　　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属徐州文化局，文化局的知青点设在江苏省睢宁县高集公社。当时局里的子弟应该下放的有四人，但因各种情况，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愿意走。这下局里反而不放心了，说只一个孩子，到那里怎么办。就去找在同一个楼里办公的卫生局协调，把我放到他们的知青点里；将来牵涉到我的各种问题，仍由文化局解决。就这样，我到了毛寨大队卫生局的知青点，这个点同时也是徐州交通局的知青点。巧合的是，我奶奶当年就是这个村的闺女。父亲知道后说：“这样也好，回我姥姥家了。”

　　毛寨大队由两个自然村组成，姜口村在北面，包括第一、第二生产队。毛寨村在南面，包括第三到第七生产队。两村相隔约二百米，知青点就建在两村之间。我是第一个进村的知青，去时知青点已经建好，青砖灰瓦组成一个长方形大院。与周围的破旧农居相比，显得整齐精神。大院中间用一道墙隔开，西面是知青点，东面是大队部、农机房和代销点。半年后，又来了十多人，总共１７个徐州知青在一起度过了两三年的时光。

　　　我们知青被分配到各个生产队参加劳动，吃住则在一起。每月轮流有一人留在知青点做饭，负责一日三餐。粮食先由接收知青的各生产队按人头提供，年终从知青的分配中扣除。蔬菜大家拼钱买，我们还在知青大院中间开辟了一片菜园。肉则基本想都别想，我们没听过韶乐，却也常常三月不知肉味。母亲有一年趁我当炊事员时来村里看我。选这个时间，是因为这一个月我不需要去队里干活，母子俩可以天天在一起。来前母亲写信问我需要带什么，我说猪肉。于是她带了八斤猪肉，被我一锅全都给烩了，那天知青点像过节一样，满院肉香。

　　1978年初我考上大学，又是第一个离开村子的知青。1996年，我因村里一位老辈人的丧事又回去过一次，知青点的房子仍在，但和姜口、毛寨两村农民建起的许多小楼相比，已显得陈旧寒酸了。我没有近前，只在远处久久地看着，为我最好的年华曾在那一排灰暗的房屋上方随风飘逝而百感交集。

　　磨　坊
　　磨坊这个名称比较书面化了，农村就叫它打面房。过去把粮食磨成面，是在碾盘上完成的。弄一头驴拉着石磨围着碾盘转，怕它转晕了还得蒙上眼睛。没有牲口时也用人力，就像电影《甲方乙方》里傅彪饰演的角色花钱买气受，其中有场戏就是转碾盘，旁边还有个狗腿子用鞭子抽，拿他当驴使。

　　我是村里最早到的知青，大队领导说：现在就你一人，先去打面房干着吧，等知青到齐了，再把你们分配到各生产队去。就这样，我在磨坊干了半年。

　　拖拉机、磨坊和大牲畜当时代表着一个大队的实力，我们村在这几个方面远近闻名。周边小一些的村子没有磨坊，村民就会到我们村来磨面。磨坊磨面使用磨面机，上面一个漏斗，粮食倒在里面，下有小口，机器开动后粮食由小口漏下。机器里有个金属圆筒，布满细密的小孔，通电后高速运转，通过转速和压力将粮食从小口挤出，就成了面粉。同时产生的强大风力把面粉从出口吹出去，出口处绑上一个五六米长的布口袋。漏斗里粮食下完后，拍打口袋把面粉集中到口袋最后部，解开扎口的绳子就把面粉倒出来了。我们村的磨坊里共有四台磨面机、一台磨草机。四台机子两个人就能看过来，最紧张的时候我一个人看过四台机子。

　　村民来打面，有小麦、玉米、高梁、地瓜干等，地瓜干要掰成很碎的小块，不然漏斗下不去。漏斗的出粮口要调得合适，调小了出粮慢，打出的面粉细腻均匀，但人多时等的时间就太长，排在后面的人有意见。调大了机器会承受不了，发出异响，甚至会把金属圆筒打烂，粮食从这里出去，就成了粗颗粒，村民也不乐意。麦子打成面后，如果用极细的筛子过，可以筛出15%的麸皮，筛过的面就叫八五面。农民那会儿都不吃八五面，让十斤麦子变成八斤半面，那一斤半麸子只能当饲料，农民可不干这样的事。他们会把麸皮留在面里，现在看，这样吃倒是更利于健康。

　　有一天磨坊进来一个人，装束和农民没两样，瘦骨嶙峋，肤色黝黑，又戴副深度眼镜，模样看上去有些怪。他来后就冲我招手，出门一聊，方知是邻村的老三届知青，下来七八年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1966至1968这三年，全国的初高中毕业生统统下放农村，他们被称为老三届，在农村吃苦最多。我还记得那位老知青名叫潘慈磊。老潘挎个篮子，里面装的是掰得极碎的地瓜干，还掺了些黄豆。只看老潘那样子和口粮，就能知道他过的是啥日子。我问他：你就吃这地瓜面？他说里面不是有黄豆吗。反过来他还安慰我，说你们新知青集体生活，还有人管，不会像我们那样苦了。老潘后来调回徐州，做到一家粮店的经理，我还去看过他。粮店那会儿还是公家经营，后来都没有了，老潘也就不知到哪儿去了。

　　半年之后，十多个知青来到村里，我也就和大家一起，下到各生产队里去劳动了。

　　河　工
　　小麦种下地后，村庄就闲了下来。

　　现在的农村，闲着就闲着了，做个小生意，出去玩玩，待在家里睡懒觉，都成。可那会儿闲不着，农闲时节一到，社员就该上河工了。

　　上河工的意思就是去挖河。

　　听大队干部说，河工是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的主意。大寨深受干旱之苦，于是他把在虎头山上得来的经验体会广泛地运用于中国各地的农村，而不管那里的实际情况与虎头山是否不同。

　　我猜他的本意一定是好的，——多挖河，像江南一样形成水网，旱涝保收。但河流是需要水源的，水源在哪里？说是抽微山湖的水，而现在证明微山湖早已自顾不暇，多数地方湖底见天，还需要从南方引水给它补充。且不说那时还有与山东的矛盾，为了水源和湖产的争夺，闹出人命的事情都有。

　　从实际结果来看，当时我们那里要求每隔二百米就挖一条河，这占去了大量农田。三四年后，沙质河堤泥土淤积，需要再去清淤，又投入了大量劳力，农民对此抱怨不少。

　　我那时是一个小知青，当然想不到这些，只觉得挖河虽苦，却也有些乐趣。河工期间，每天记２0个工分，比平时多一倍，再补助一斤粮食，这是非常实在的利益，所以村民倒是都盼着上河工。那年的河工工地离我们村十多里路，到了之后，以生产队为单位，在工地各搭三个窝棚，一个做饭，另外两个是男女社员睡觉的地方。

　　那次河工我记得整整干了40天，劳动内容倒是极简单，就是挖土。从一条中线开始挖，把土用平车拉走堆到两边。等挖到一定深度后，出现斜坡，这时平车靠人力已经拉不动了，就在高处搭起木架，用来固定手扶拖拉机。平车上拴上长绳，这时只要一个人掌着车把，利用手扶拖拉机上的转轴牵引长绳，就把一车土拽上来了。

　　河工的地段事先是分配好的，全公社每个大队都分摊任务，一个大队近百米的长度，再均摊到各个小队，要求挖出底宽6米，顶宽30米，深5米的河道。等到河工结束，所有大队挖的河道自然连成一线。想到几十天前这里还是一片平地，如今几千米长的河道出现在眼前，想象着它有水时的样子，心里也真有一点成就感。

　　每年河工，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早上6点就出工，天都还黑着，8点多才回来吃早饭。早饭永远不变样，棉籽油炒的萝卜条、带麸子的麦面馒头，还有面糊汤。我那会儿正是能吃的时候，第一天早饭就吃了五个馒头，那馒头一个就有三两。当然我不可能老是吃那么多，随着对河工强体力劳动的适应，后来的早饭两三个馒头也就够了。河工期间偶尔菜里能见点肉星儿，只是在河工结束的最后一顿午饭时，生产队宰了一只羊，炖了一大锅羊肉白菜粉条，吃得我们全体嘴歪眼斜，然后收拾铺盖回村。(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