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京杭大运河：断流使运河尽失基本功能(1) ［2006年5月11日］
　　　　　　　　　　　
　　　　　　　京杭大运河台儿庄段滞留船只向上行码头行进(2005年10月15日摄)

　　大运河不仅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距离最长的运河，还被世界公认为与万里长城、埃及金字塔和印度佛加雅大佛塔齐名的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也是其中目前惟一还在利用的工程。1980年代，新华社编辑的大运河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大运河画册》，成为当年国际上的畅销书；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话说运河》，成为当时央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产生了巨大的轰动。
　　但遗憾的是，这么个举世闻名的伟大工程，反而在今天，在国内的认知和重视程度远不能和万里长城相比，而且现在已到了缺水“断奶”、污染与破坏加剧，再不保护就有可能消逝的危机关头。2005年底，3位著名专家联名写信给大运河流经的18个市区的市长，呼吁联合申遗；200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58名政协委员提交的关于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的议案，使大运河再次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

　　依然的厄运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从1997年就开始关注大运河并进行大运河遗产廊道研究，日前他对外透露说，前不久，北京大学学生自发组织，对京杭大运河沿线进行考察，“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他们调查后发现，运河的生存现状非常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断流使运河的基本功能丧失。山东济宁以北段基本断流，好多河道已经变成垃圾坑，填满垃圾，有的已经被农田蚕食，中运河(台儿庄——淮阴)和南运河(天津——临清)虽然还有水，但时刻面临断流威胁。
　　二、污染严重。现代化的船只运输严重损害了运河的环境风貌。
　　三、真实性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丧失。伴随城市化的进程，古桥纵横、河埠林立、古屋比邻、商铺连绵、巷弄穿错的运河风光已成记忆。运河两岸有的建了高高的水泥墙，有的搞起房地产，有的造了一些假古董。地方戏曲、民间传说和民俗等非物质遗产也在消失。
　　“作为文化遗产，大运河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有消亡的危险。”他忧心忡忡。

　　缺“水”——靠天维生的人工河

　　运河的本义即是人工开挖的河道。京杭大运河实际上是开挖河道连通了五大水系而成。但如今，这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因为历史上漕运的废除，黄河改道的淤塞，普遍的缺水，乃至后来严重的污染、生态的破坏、多次的改造和沿岸的开发建设，作为有水通航贯通全程的完整意义上的一条河，已基本上不存在了。

　　4月8日，《小康》记者在通州的“北运河码头”看到，“码头”其实只剩下一个概念。跨河的桥上车来车往，拥挤繁忙，而河两岸密密的树林还能显出一片寂静，在证明着这片领地不能随便开发，尽管如此，成堆的垃圾使运河几乎成为污水沟。

　　在迎路横挂着“运河码头饭庄”招牌的一家新开的饭店里，正值中午，但进餐的人除了记者一行没有见到更多的客人，院内的整洁与院外临河的肮脏形成鲜明的对照。“谁会到这种环境里来吃什么农家菜呢？”同行的记者一脸的纳闷。

　　4月14日，记者来到河北省南运河河务管理处捷地闸所，看到十多米深的运河河道里，只有一洼长800多米，宽20多米积水，三个村民还拿着鱼网捕鱼。“有鱼吗？”“有，你看。”一位年长的攥着一把五六厘米长的小鱼儿。

　　记者站在大堤遥望，已不见昔日运河波光鳞鳞的景象，所替代的是大风卷起的尘土。
　　历史上的沧州段运河一直是条丰水河。在青县金牛镇双庄科村92岁的邢锡田老人的记忆中，解放前，运河水深有六七米，能行20多米长的大船。不仅解放前运河水多，1960—1970年代，运河的水还经常满槽.在河里面捉鱼逮虾,是沧州人的“习惯”。这是五六十岁的沧州人都记得的。

　　河北省南运河河务管理处河道科科长边自然告诉记者，40年前的历史记载中，运河一直有水，而且是大水。清乾隆年间，在现在的河北省南运河河务管理处捷地闸所处，为了减轻运河沧州段大水的压力，专门开凿了一条排水渠。记载这件事的一块石碑还在。到1933年，当时的政府还从德国引进了一套排水渠的启闭机，“至今还能用，可惜运河没那么大的水，好多年没派上用场了。”

　　沧州境内有20多条河流，其中有一半水源丰富，过去是与运河相连的，给运河提供了水源。可现在，这些河流淌的是酱油色的污水，运河只好“渴”着。

　　严重缺水使沧州段运河成为了“干河”。河北省南运河河务管理处副处长王建新感叹：“偌大一条河，除了引黄济津那两个月有水，其余时间都是干的。运河无水还叫运河吗？”

　　据了解，山东省济宁市以北的大运河河段，已基本断流停航。即使在济宁的运河，现状也不令人满意，特别是市内运河的污染情况比较严重。记者看到，河水发黑，同时散发出难闻的臭味。家住济宁运河兴隆桥附近的张先生感慨地说，“曾经引过清水，但是过不了多久，就又变浑了。现在都不大愿意靠近运河，运河的水什么能够清起来就好了。”

　　本来就是为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因为无水，尤其在北半截，成为了完全靠天补水的“运河道”了。

　　少“运”——交通运输方式的最后选择

　　没有了水，也就无所谓河；没有稳定足够的水，自然就无法正常运输。失去了运输功能的大运河，其运河的本义也就不得不大打折扣。

　　大运河的命运，历史上始终与漕运联系在一起。1292年，大运河实现全线贯通后，大运河成为元朝乃至大运河历史上最理想的纵向水上线路。据史载，当时仅从大运河北调的南粮，即达全国总税粮的六分之五，还不算由它串联的五大河系的部分。明朝时，因为实行海禁，大运河几乎成为惟一的南粮北运的水路通道，大运河实际上成为明王朝的生命线。

　　清朝末年，由于海运增多，漕运逐渐减少。尤其是1855年由于黄河改道淤塞运河，南北阻断。1900年清政府下令漕粮改征银两。辛亥革命后，漕粮完全折征银元，漕运也就彻底废除。随着漕运的废除，通过国家的力量保护维修建设大运河的时代基本上结束，大运河的辉煌也就逐渐变成了历史的记忆。

　　目前，大运河已不能全程通航，其中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公里，季节性通航里程1100公里。即使是在济宁以南的河段(即黄河以南的鲁、苏、浙3省)，由于其他现代交通运输方式的快速发展，加上河水不足，尽管大运河还依然发挥着部分的交通运输功能，但其载运能力已大大下降，几乎成为运输方式的最后一种选择。

　　丢“魂”——失去了文化就没有了灵魂

　　没有了水，没有了船，就动摇了大运河存在的自然基础。而围绕大运河的文化随着时光流转，也被消磨得似乎只剩下遗迹，大运河的精气神少了许多。

　　济宁南旺分水枢纽是整个大运河上最具科技含量的工程，明朝永乐年间(1411年)曾经因成功实施“引汶济运”，而使汶河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运河畅通了500年。一百多年前，南旺分水工程随着大运河的停运，曾经显赫的历史与这里的大多数古运河道一样，已经被掩埋在了地下，尘封在了岁月的长河之中。今天，分水龙王庙前的运河已经变成了一片树林。当年的龙王庙址现也已残破不全。

　　元代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实施的“四水济运”，其中汶河上的罡城坝是一个关键工程，现早已不在。始建于明朝的聊城东昌府运河“土桥闸”，现存闸口已坍塌。

　　昔日运河沿岸众多的会馆，货积如山的码头，摩肩接踵的市场，随着运河的断流停航和废弃，也大多“人去楼空”，甚至荡然无存。
　　
　　附载在运河两岸和河上的许多民俗风情大多散落民间，而逐渐消失匿迹。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对比历史上的大运河，变化最大的是流经地区的居民生活方式。”4月17日，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提起两年前带领三个学生骑车沿大运河考察一个月的感触时，对《小康》感慨地说，“由于机械化的原因，大运河的沿途居民已经越来越不再依赖大运河生存，关于大运河的故事逐渐少了起来，刘绍棠笔下的那种丰富的大运河生活场景今天已基本不再有。这是大运河保护的一种危机，没有了故事的大运河将逐渐失去魅力。”

　　难“大”——没有统管的各自为政使运河难再“大”

　　大运河不仅在地理上南北纵贯6个省级行政区17个城市，时间上纵穿2500年，早就不单单是一条河，而是一个涉及到交通、运输、水利、地理、历史、文物、生态等等诸多方面的文化廊道。但目前的管理，在国家宏观层面，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而被分散在水利部、建设部、国土部、文物局等职能部门；在各省市，基本上由各地的相对应部门管理。因此出现了各管各，缺乏统一规章、总体协调和全局规划的散乱状态，从而使大运河在整体名义上说是大运河，实际上都是各段各地各自为政的“小运河”。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特别指出，大运河出现的不少问题，很多就是因为一些地方对大运河保护的重要性还认识不够，各地保护现状和管理方式不一，缺乏保护的整体性和统一规划。

　　历史上，对大运河的重视和管理甚至上升到国家战略和政治命脉的高度。由于济宁段在运河全线处于“河脊”(海拔最高)位置，“处漕渠之中，襟带四方”，“南控江淮，北接京”，“闭则为锁钥，启则为通关”。因引水通航最难，“济宁通则全河通，济宁不通全河停”。因此，元明清三朝都把治运最高权力机构设在济宁，在重点整治济宁段的同时，负责对运河全线进行整治和督理，济宁故有“七十二衙门”之说，成为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

　　济宁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同其他城市没有统属或主从关系，但是，济宁客观上的重要性使得它同沿运城镇有了统属或主从关系，沿运各地无不听命于来自济宁的指令，无不受制于驻在济宁的河道总督衙门。
　　河道总督衙门为朝廷在六大部外特设直属的一个部院级的专门治运司运机构，是运河、黄河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同时，他又拥有或掌管着自己的军队，并主要依靠军队来实现其总督职能，实际上也是一个军政合一的机构。

　　据考，元代在济宁初设开浚大臣，后设都水监、行都水督和总治河防使，其官阶最高为正一品。明代在济宁设总理河道、总督河道、经理河漕、总漕兼河道、巡抚兼河道等，简称总河，均由朝廷钦命署理，秩正二品，但不乏正一品、从一品大员充任。清朝派驻济宁的司运机构多袭明治，设总河部院，钦命署理，秩正二品。据考，自顺治元年至光绪二十八年的258年间，朝廷钦命河道总督119任，共有101人充任，其中正一品大员近半。

　　在济宁市博物馆，记者发现，现今仍保存着的一门清代的铁炮，炮筒上赫然铸有“河道总督署造”，据说这门铁炮也是总河权力之甚的有力证据。史载，嘉靖二年(1523年)，“遣都御史提督河道，山东、河南、南北直隶巡抚皆受节制。”又载，明代驻济宁的两个兵备道下设布政司、按察司，各设官一员，敕行事代管河道，所属府州县官皆受其节制。由此不难看出，不仅省里的巡抚大人要在总河的节制之下，沿河各州府县也要在总河下属的兵备道的节制之下。由此，足见河道总督衙门的权力之大。

　　正因为有统一的监督管理，元明清大运河600年贯通的历史才得以延续，才保持了她历史的辉煌灿烂，才成就了京杭运河之“大”。

　　如今，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一是“上冷下热”，国家层面没有太多反应，部门和各地较为积极；二是“南热北冷”，大运河流经的南方省市踊跃，而北方较冷淡，这也反映出大运河在管理上缺乏全国全局的统筹协调性。“没有国家层面管理的大运河，势必会出现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最终的结局就是大运河很难再大起来，甚至是逐渐因荒废而消逝。”有识之士不无担心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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