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作战，普通士兵每月1块补助，排长是6块，连长是10块，出国作战后，我的补助大概是40多块。但生活还是很艰苦。”

　 　入缅初期，那些黄埔军校毕业和留美的参谋，并不把李长维这个出身行伍的“土参谋”放在眼里，这让李长维相当郁闷。但是随着战事推进，其他参谋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友好了。

　　“参谋分作战参谋、指挥参谋、情报参谋、通讯参谋、训练参谋好多种。大多数参谋都是从学堂出来的，一听到打仗，其实心里都很害怕，不停地给家里写信。我就对他们讲，不要怕，我们是军人、是参谋，不是老百姓，我们所在的地区，离敌军还有几十里路呢。但是这些人还是吓坏了，于是他们的那些活，都是我来干的。”

　　孙立人对李长维这个出身卑微的参谋却非常器重，亲自教会了他画图，用比例尺、指北针、望远镜等参谋必备的技能。几十年后，李长维对孙立人依然充满感激。“没有孙将军，就不会有我李参谋了。”

　　1990年，当李长维得知孙立人于台中病逝的消息时，独自沉默了很久。

　　而对那些怕死的“黄埔参谋”，至今李长维的言谈间还带有嘲笑。“战争结束后，他们对我都特别尊重，一个劲地叫我‘老大哥’。后来有一个参谋的妈妈、老婆都来看我，对我说，这个人就交给你了，你是救命恩人啊！”

　　1942年4月17日，缅甸西线英军步兵第1师及装甲第7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陷于绝境。孙立人奉史迪威之命亲率113团连夜前去救援，18日凌晨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歼灭日军1个大队，救出英军7000多人，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00余人。“当时日军是我们的10倍，不能强攻，只能巧取。孙将军让我们所有官兵、包括伙夫、文书在内，三个人一组，在敌人周围放火，漫山遍野立刻都是火光，敌人一下子就乱了阵脚，我们趁机就攻克了仁安羌。”

　　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孙立人以不满1000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10倍于己的友军，轰动全球。之后，蒋介石给他颁发了四等云麾勋章。罗斯福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孙立人成为第一个获得这种勋章的外籍将领。

　　1942年5月，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新38师向西撤往印度。10月，中国驻印军改编成新1军，孙立人任副军长兼新38师师长。也就在此时，李长维被提拔为少校参谋。

　　1943年8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缅甸，1944年11月，新38师攻到了缅西重镇八莫。

　　“八莫的地形非常复杂，周围湖沼纵横交错，尤其是太平江，江面有数百米宽，水流很急，搞不好就会翻船。孙立人师长就想了一个办法，把我们的部队分成两拨人，小部分在正面继续攻打日军，吸引注意力；而我和大部队一起，悄悄绕到日军背面。我们砍树砍竹，做了很多木筏竹排，趁着夜色渡过了太平江后，把日军包抄了。日本人发现情况不妙，乱了阵脚，四处逃散。”

　　李长维最难忘的是在攻打八莫外围日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时，日军把重兵部署在民房屋脊上、树上，居高临下。从拂晓打到中午，部队迟迟攻克不下。

　　 这时候，观测台的炮兵给孙立人打来电话，请示该怎么办。而孙立人一时也没了办法。说时迟那时快 ，在孙立人身旁的李长维，一把夺过电话，以师长的口吻，果断地命令炮兵“限在10分钟内，发射50枚空炸弹，发射完毕再报告”！

　　10分钟后，空炸弹发射完毕的电话打来。这时，在树上、屋顶上的敌人，基本上都被50枚空炸弹炸得半死，一个个掉到了地上，完全没有了反抗能力。孙立人命令部队反攻，不费吹灰之力，日军全部被歼灭。“由于抢电话有功，我受到了师长的嘉奖，由少校晋升中校参谋主任，当时真是得意啊！”说到当年，李长维露出了孩子般的炫耀神情。

　　30年监外执行生涯

　　1984年平反后，民政部门发给李长维每月救济金20元，现在是每月450元日本投降后，李长维随部队搭乘美国兵舰北上秦皇岛，开始了东北战场的内战。

　　1947年，新1军被解放军围困在长春。在长春解放的前几天，李长维应朋友邀请，参加50军起义。但在整训中，由于不属于50军的编制，李长维被清洗出了队伍。随后，他被送进了教导团，通过学习后，资遣回家务农。

　　在十余年戎马生涯中，李长维没有负过伤。他说，我当连长、排长、团长的时候，从来没有打过士兵 ，那时候很多军官负伤，都是因为虐待士兵而被他们在背后放了冷枪。入缅作战后，他是参谋，很少有和敌人面对面直接搏杀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土改中，李长维作为伪军官，开始了长达30年的监外执行生涯。直到1984年，他才平反。

　　至今，李长维一直想不通：“当时明明说‘不受歧视、一视同仁’，后来怎么变成了‘戴上反革命帽子，接受改造’了呢？”1984年平反后，民政部门发给李长维每月救济金20元，后来逐年递增，现在是每月450元。他在双桂堂的居室，房间很简单，一床、一桌、两凳而已，甚至连用电插座也没有。桌子上，铺着他写的书法。“年纪大了，眼睛不好，现在已经很少写字了。”

　　300万川军 26万阵亡

　　在八年抗战中,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万多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慷慨陈辞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8月25日，刘湘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何应钦《八年抗日之经过》记载：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1/5强。

　　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他自知病已不支，曾在纸上书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句杜诗。1938年1月20日，刘湘去世，终年仅48岁。死前他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为刘湘举行极隆重国葬典礼。刘湘抱病出征的壮举，为他晚年写下最光彩的一笔。

　　打内战时的川军，很多人是“吊儿郎当双枪将”(破枪加鸦片烟枪)，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糟的军队”，
　　“不堪一击”。但就是这样一支部队，抗战八年中，担任的前线战场，约占全国1/5，打了无数恶仗，付出最惨烈的牺牲。

　　川军出川后，最先进行的是川军第43军第26师和川军第20军在淞沪战场的血战。据何聘儒先生回忆：26师装备可怜，“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但该师官兵英勇鏖战，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多人。

　　10月15日，20军804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向文彬在“一天中的三小时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被认为是川军勇于临危受命、誓死卫国的突出代表。

　　台儿庄战役中，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守滕县，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所部官兵逐屋抵抗，战至最后一人。122师5000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毙日军4000余人。李宗仁极感慨地说：“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抗战八年中，川军为挽救国家危亡与日寇鏖战，牺牲巨大。据何应钦的统计：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1/5，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而负担的国家财政总支出也达30%以上。(来源：南方都市报)　<<上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