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贯通：我的黄泥书房［2005年10月18日］
　　李贯通，1949年10月出生，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贯通１９８２年１月自聊城师院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老家鱼台县文化局工作。由于创作成绩突出，１９９０年他被调往省城济南从事专业创作.其短篇小说《洞天》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天缺一角》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其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即受到孙犁的关注和肯定，是“文学鲁军”的代表人物。2003年，中篇小说《迷蒙之季》入选中国小说年度十佳作品行列。作品集有《天下文章》、《迷蒙之季》、《水性》等。
　 　三十多年前，我走进了那个小屋。如丧家之犬惶惶归来，怡然一叹，解下我的行囊——一个盛化肥的塑料袋，裹了几件衣服，衣服又裹了那些书：《红楼梦》、《聊斋志异》、《古文观止》、《曾文正公家书》......尘封的书味扑面而来，半是陈陈的墨香，半是三世中医之家浓浓的药香。每抚一页，都感受到低缓而恬然的脉搏，我知道，几代人的精神都在这些老书里栖息着。　　
　　这是个童话里才有的小屋。找不见一块砖瓦、一粒沙石。墙壁黄泥挑成，屋顶苫一层薄薄的苇子，由3根胳膊粗细的木檩支撑着。小屋外面爬满了青藤，但有风来，绿光氤氲，漂浮如梦。屋内的面积不足4个平方，无论东西睡还是南北睡，头和脚都各抵一墙。虽然狭小，却因其空荡，因其四壁俱裂、“空穴来风”，因其时不时地冒出几根苇笋——从地下或者从墙上，而给人一种阔大的感觉......最为“童话”的还是小屋的环境。小屋是垒在微山湖大堤外滩上的。堤北，蒹葭苍苍，水烟茫茫；堤南，稻田一望无际，村庄稀落地横撂其中；堤坡上长满了紫穗槐，滩上则是杂草乱坟；小屋南墙紧偎一条地下渠，渠水清澈，看得见水草的柔动和鱼儿的悠游；小屋无比无邻，少见人迹炊烟，唯有鸟鸣水语，不绝于耳。 　　
　　时值六月下旬，骄阳如火，上午拖了几块泥坯，下午便干了。垒成一个土杌，顶面用镰刀刮平，再裹以塑料布，便成了一张满意的“写字台”。席地而坐，轻展黄卷，读至妙处，或背诵或誊抄，乐而忘忧。屋旁掘一井坑，深仅半米，所泉之水，极是清鲜，上浮一瓢，随渴随饮，自觉甘也如饴。墙上挂一个毛巾缝成的饭袋，装有咸菜、地瓜窝头，抬手可取，晚食以当肉。到了夜里，登上湖堤，风清气爽，远有渔火，近伴蛙鸣，在心里把想背诵的背几遍，大都坐到半夜。小屋里本有一盏马灯，怕招引蚊子，读书只在白天。《古文观止》是许啸天的译本，全附译文，《曾文正公家书》质朴无华，《红楼梦》及《聊斋志异》读起来只重情节和佳辞丽句。那时侯年少心狂，浅薄无知，读了几本书，自以为满腹经纶，有七步八斗之才，常常于夜半踯躅阡陌，背诵蒲氏的自序。背到末句“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已是潸然泪下...... 　　
　　晚上睡觉很是方便，稻草苫子就地铺开，黄泥摔成的枕头，一张旧被单蒙了全身——连蚊帐也有了。来小屋第一夜，却是几番被折腾醒。好在月光从墙壁的裂缝泻下，屋内诸般，尚辨依稀。先是有只青蛙跳到小腹上，被我握住，气恼之下本想搦死它，又可怜它大小是个生命，就抛出门去。又不久，胁下似有东西游动，手电筒一照，竟是条碧绿碧绿的蛇！我虽然不怕蛇，此地也无毒蛇，还是难免惊慌。不等我冷静下来收拾它，那蛇就慢慢地从墙缝溜走了。第三次惊醒是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声音，果然看见两只老鼠跳下“写字台”，仓皇逃窜。也算侥幸，最上面的一册《曾文正公家书》略受轻伤，令我心疼不已，恨自己太粗疏。捱到天亮，在屋里上上下下摸个遍，也找不着放书的地方。鼠咬且不说，那时这全是“禁书”——封建的、黄色的、反动的，一旦被人发现，揭发出去，岂不断送了我！举国上下正搞“一打两反”，轰轰烈烈，县城一青年工人因偷读《西厢记》并借给他人，判了三年，冠以“流氓犯”；我的一位同学因“公然鼓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预谋成立反革命组织”，判处死刑——我亲眼看过他那被打烂的脑袋。我不寒而栗了，我居然斗胆携带这些“毒草”，由县城到这里，一步一步走过十六里路......惴惴地走出小屋，周遭苦苦搜寻，终有所获。屋西一座坟尖上，倒扣一个黄釉陶罐。当地风俗，以此避“天狗星”，免遭扒坟暴尸之灾。我把坟修筑一番，培高培牢，算对得起亡灵。陶罐洗擦干净，正好藏书。再拖几块泥坯，把陶罐坚壁于“写字台”下。书既安身，人亦安身，从此夜夜酣梦。有位渔民告诉我，这间小屋里吊死过两个女人。我听后付之一笑，《聊斋志异》中常常说道，世上有害人之人，断无害人之鬼。 　　
　　诚然，“革命”年代，没有谁恩赐，让我到这荒僻、清幽处读书。我是城关镇回乡知青，中医世家，“四旧”遗少，更应该接受再教育，哪里困难哪里去。这间小屋以南，是我们队的“外户地”——因远离城关而得名。“外户地”为八十亩水稻，我负责灌水、排水、扒草、施肥、喷药，直至水稻成熟，队里大批劳力来收获。那时侯固体化肥很少，施氨水是最苦的农活。五十斤重的氨水桶磨烂了我的后背，伤口又经氨水腐蚀，长成一块巴掌大的黑色的疤痕。还有一次，锋利的蚌壳在我的脚掌上划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感染后疼得锥心，我坚持用盐水洗，用塑料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一拐一瘸地下地干活。不论时局多么动荡，生活多么艰苦，对读书的价值我从没有过丝毫的怀疑。劳动之余，我总要挤出几个小时读书。在这块“外户地”，在这间小屋里，我整整过了一百天。那些“禁书”读了一遍又一遍，摘抄和日记也写满四大本。告别小屋，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用作“书柜”的黄釉陶罐重新扣在那个坟尖上，再为坟培上一些土。
　　白驹过隙，世事沧桑，那间小屋早了无踪迹。“外户地”的日月，却是历历如昨。现在，我已有了一个像样的书房，也能追风逐浪，电脑写作。然而，对那小屋的情愫，却如秋雨梧桐、桃花潭水。一边世俗地享用着现代文明，一边刻薄地攻击现代文明，这是终极属性的忧郁与觉悟，还是品格层面上的荒芜与裂变？怀古与“挂失”，是一个人、一个阶层的精神，还是一个时代的情绪？眼下文章，已是见仁见智。于我而言，最初的那间黄泥书房乃是永远的、不败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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