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曲阜百岁铁道游击队抗战老兵王淑清 [2018年5月29日]
本网5月29日讯．“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记忆里的经典。铁道游击队在百里铁道线上与日军展开战斗，被萧华将军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在曲阜市老城区人民医院家属院一个不起眼的小屋里，就住着一位百岁铁道游击队抗战老兵，老人和她丈夫在抗战岁月里的传奇故事，让人感慨万分，一生难忘。
老人叫王淑清，1911年7月10日生于江苏省铜山县何桥镇一个大户人家，家中不仅有院落和土地，而且在清末还出过一位文状元和一位武状元，她却秉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19岁那年，父亲做主将她嫁给微山湖畔不远处的沛县比她大两岁的刘家廉。刘家廉的父亲当时是天津卫的一名处长，刘家廉正是在天津跟随一名日本传教士学习的医学知识。1930年，刘家廉凭着精湛的医术前往徐州，开办了一家诊所自营谋生。婚后，王淑清随丈夫同去徐州，在丈夫的熏陶下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医学常识，在诊所里帮助丈夫消毒、换药、打针。
初识共产党
王淑清说：“我们在徐州期间，大概是1931年还是1932年，家廉和两个共产党有了来往，那两个人一个姓蔡，一个姓程，随着他们来往逐渐密切，我这时候才开始意识到家廉与共产党发生着某种联系。1937年的一个晚上，几名国民党警察突然闯进我们在王家大路的诊所，二话不说便把他给抓走了，我赶忙追上前问为什么抓人，他们只撂下一句话：“有嫌疑！”我当时不懂什么是嫌疑，但我知道肯定是因为他和地下党的来往。他们把他关进国民党的徐州监狱之后，听说他在看押所被打得死去活来，但是我们在看押所没有熟人，想去看看他都不行，最后关押了九个月，一直到鬼子快来的时候才把他放出来，放出来没几天就过年了。
“过完年我们就离开徐州回到了沛县，又在沛县开了个家廉诊所。1938年初，徐州会战开始，4月沛县沦陷，我们本来想去枣庄开诊所，结果5月枣庄也被鬼子占领。那时候听说枣庄住了鬼子一个团的兵力，他们控制了周围的好几个县，抓了很多中国人给他们挖煤、修铁路，把我们的煤全都用火车运往日本。1938年6月，我们只好离开沛县回到老家魏庙镇房村，家廉不甘心看到国家被侵略，回到老家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救国团，并且当了乡团长。
参加八路军全力救治伤病员
“1939年初，家廉去微山县城买药，遇到了他在国民党监狱里认识的狱友张新华和几个地下党，张新华已经是微山湖游击队的大队长，当时铁道游击队主要是活动在微山湖一带，张新华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能不能参加游击队，开展抗日工作，给伤病员疗伤，他立刻就同意了，回来就把我接到微山县夏镇参加了八路军，组织上还专门为我们在三孔桥开办一家医院，从此我们担起了为游击队的伤病员疗伤的担子。这家医院表面上公开营业以给老百姓看病为掩护，私下却是为游击队的伤病员疗伤，这些伤病员都是铁道游击队和鲁南山区的八路军，同时，家廉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为其他八路军队伍购买西药及医用品。
1940年，鬼子加紧了扫荡和抓捕，游击队的处境变的十分困难。为了保存力量，除留一部分同志坚持工作外，其他同志撤退至湖西，组织上让我们留了下来照顾未撤退的伤病员。我们以经营医院做掩护，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将八路军伤病员隐藏起来，使他们免受伤害。当时留在夏镇的伤病员有三十多个，一切食宿和治疗完全由我们负责。有一回，家廉突然接到组织通知，让他出去躲两天，医院里就留下了我自己一个人。第二天，一个叫朱广闲（音）的游击队叛徒带着国民党顽固派，绑着一位姓杨的受伤指导员来到医院，用手指着我问：‘是你给他换的药吧！这是八路军的医院！’面对叛徒的指证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威胁，我心里想，说么也不能承认，要不那些伤病员怎么办？就说：‘俺开的是医院，指着看病吃饭，不知道来看病的是什么人，只知道看病要钱……’。这个事之后，组织上为了安全起见，把医院转移到夏镇闸口，后来又把我们转移到微山湖岛上。
记得我们在微山湖里的时候，不知俺公公怎么知道了我们在湖里，他特意杀了一头猪，假装卖肉的撑着小船来湖里看我们，而且把一头猪全部留下给伤病员和队里同志吃。俺公公在微山湖只住了一天便回家了，回去没多久，就被国民党顽固派耿聋子（耿继勋）的人知道了，他们派人抓住俺公公说：‘恁儿干八路，你来往是给八路通风报信！’说完，就将老人拉到沛县魏庙镇房村西门外给枪毙了。公公被杀后，俺二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所作所为极为恼怒，一次喝醉酒后在大街上痛骂他们，结果被他们拉倒乱坟岗上打死了。当侦察员把俺公公和二叔被杀的消息告诉我们之后，我们急得要死，想立即回家一趟，游击队的领导们怕我们出事，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担心是有道理的，国民党的顽固派以为打死了俺公公，我们会立即回家，他们在房子周围和路口、码头埋伏了二十多天。
夏镇泰山庙遇险
1943年，家廉根据组织安排在外从事地下工作，在夏镇的伤病员全由我一人照顾。当时俺四闺女快出生了，因为当地老百姓有讲究，不让再在家中住，我就同伤病员一起搬到夏镇泰山庙里。泰山庙中有三个院落，中间院落供奉着泰山奶奶，东院住着和尚，西院供奉着千手千眼佛，院内还有老百姓放的棺材。几位男伤病员被藏在庙后的柴房里。我和几位女地下工作者住西院。其中一位是湖西区党委书记潘复生的爱人赵玉琴，因身体有病，组织上特别安排我照顾她。庙门口住的是微山湖游击大队副大队长梁道友的母亲。当地伪区长有个小通信员叫张三，经常去庙里玩，偶然发现了藏在庙里的游击队伤病员，鬼子很快得到了消息。一天，我们几位女同志正围坐在一个焦炭炉子前有说有笑地吃着东西，赵玉琴写着信，忽然，梁道友的母亲满脸惊慌的冲进来说：‘你们还吃！还不快走！鬼子正在东院翻着呢，你们快跑吧！’其他几位地下工作者从庙后翻墙跑了，赵玉琴因为身体虚弱，没能跑，心里有些害怕。我赶紧将她写的信夺过来扔进火炉中，对她说：‘你坐在这里，别出声。’并站在她旁边陪着她。不一会儿，鬼子稀里哗啦搜查到西院，到处翻找，连放在那里的棺材都一个个的翻开查看，结果什么也没找到。鬼子走到我面前猛地打了我一拳，嘴里叽里呱啦的说了一通，翻译官问道：‘恁是干什么的？’我说：‘这是俺妹妹，她有传染病，她婆家不让她在家里住，让她在外边看病，我没事儿抱着孩子来伺候她。’翻译官对着鬼子翻译后，鬼子转身就走了。鬼子走后，那里的老和尚又是磕头，又是烧香，又是念经。
“1941年冬天，当时沙沟火车站有个站长姓张，大家都叫他张站长，这个人爱抽大烟，经常找家廉帮他戒烟，有一次，张站长对家廉说：‘你们平常小打小闹容易引起鬼子的警觉，要干就干一次大的。’有一天张站长来我们诊所报信说，今天晚上有一列日本人运送物资的火车要从沙沟站通过，我们就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组织，结果当天晚上游击队就化装成日本人把火车给劫了，劫完火车后我也去了，车上拉的有军服、布匹、食品等军需品，我们叫了很多当地的老百姓把货物往湖里运，一直到天亮，货物还没运完，就把剩下的货物放火给烧了，那次劫完火车家廉就加入了共产党。
打入敌伪内部开辟湖上交通线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微山湖南岸（微山至夏镇）在当时为我鲁南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东西交通的重要咽喉，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成为敌伪顽军及我游击队共同关注的目标。湖滨平原上，敌人的碉堡林立、沟路纵横。从湖西到鲁南、由华中去陕北的交通线，完全被敌人切断，上下不通，左右失去联系，对我十分不利。山东分局和鲁南、湖西区党委的首长对孙新民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开辟湖上交通线，护送过往的干部。”“要服从大局，做好争取、瓦解敌人的工作，千方百计地保证湖上交通线的畅通。”
根据上级的指示,微湖大队经过分析研究,认为日伪军淮海省郝鹏举部，驻扎在夏镇的一个伪警备队的团,象一扇铁门扼守着交通要道，对我军东西交通造成很大的障碍，该团团长叫尹洪兴。只要捅开尹洪兴这把“锁”,便可打开通路。该项任务复杂艰巨，必须找到一位极为可靠的人才能完成。微湖大队考虑到家廉医术高明，机智灵活，且在该地的时间较长，在地方上有些人事关系，于是决定派他打入尹团内部。当时，组织上给我们的任务是：1、争取伪军与我游击队互不侵犯；2、调查敌人的行动并及时报告；3、为敌占区我游击队和敌后根据地购买重要物品如医药器械和军需用品等；4、争取策反伪军。
我们按照上级要求，利用地方上的关系在夏镇三八街以私人名义开了家诊所，一方面掩护来往的地下工作者，一方面想办法与尹团建立联系。正巧尹洪兴有个小儿子，身体患有疾病，家廉瞅准这个机会，通过关系被介绍给尹洪兴为其儿子治病。凭借高明的医术，尹洪兴儿子的病被治愈。尹洪兴又让家廉帮他戒大烟，通过这样的来往，我们很快取得了尹洪兴的信任，继而他又让我们给部队看病，由于尹洪兴的部队没有医务人员，便让家廉在他的队伍里担任军医官。我们就这样顺利打入了尹团内部。我则在诊所中配合家廉开展各种地下工作。时机成熟后，孙新民决定与尹洪兴在夏镇我们家中进行面谈。关于这段经过，孙新民曾在《微湖情》中写道：这天晚上，一弯新月悬在湖上。我和警卫员小方化装成走江湖的行医，来到夏镇刘家药店。铺板已上，店门半掩，按照事先约定，门槛上坐着一位奶孩子的妇女，鬓角上插着一朵鲜艳的红花。看到那朵红花，我知道一切顺利，便走上前去搭话。“请问大嫂，刘先生在家吗?”“您是瞧病，还是抓药?”她上下打量着我，反问了一句。“不，俺是来会朋友的。”“好!里面请吧，当家的刚好在。”她笑着站起来，让开门路。我和小方跨进门槛，刘嫂就手插上了店门……家廉成了微湖大队与尹团的联系人，孙新民、郑悌等游击队的领导和尹洪兴进行会面时，都将接头地点安排在我们的家中。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伪眼皮下为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实现了尹部队不进攻我抗日根据地，不关押逮捕我抗日同志，双方互不侵犯；二是通过对尹洪兴做工作，使其主动拆除了位于南庄的两个碉堡，为保障刘少奇等一批又一批的领导人从敌人的鼻子底下安全通过做出了巨大贡献；三是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通过专门和伪军内部从上而下的军官、士兵层层建立关系，使我军东西交通往来及重要的运输工作畅通无阻，湖东根据地逐渐恢复，连成一片，终于开辟了湖上交通线，微山湖也成为了连接湖西、鲁南山区、华中、陕北的桥梁和中转站；四是不断将情报和敌人的行动有关情况提供给游击队；五是家廉利用在伪军内担任军医官的身份，搞到大量稀缺药品和禁运器械等，通过火车从天津运至临城，再从临城运到夏镇诊所，通过诊所做掩护，将它们秘密送往鲁南山区和湖西的根据地。正当一切按计划顺利进行，甚至开始积极谋划策反尹团之际，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1944年的一天，家廉根据组织安排，利用尹团军医官的身份再次去天津购买药品和器械。由于叛徒的出卖，走的第二天，敌伪部队来了个大换防，尹团部队被全部换到了徐州，接替他的是伪军聂司令的部队，而且该部队三营的张营长就住在诊所的隔壁。由于事先不知道，家廉还是按原来的计划先将药品和器械卸到临城，并将药品先运到夏镇诊所。得知尹团被换防后，家廉并没有退缩，为了将组织上需要的弹棉花机、轧花机、织袜机等机器交给游击队，他再次来到临城取货物，不料在火车站遇到了敌伪特务，随即被抓捕，带上了去往枣庄的火车。路上，家廉考虑到自己面前有两条路，要么死掉，要么跑掉，于是下定决心跳火车逃跑。在敌特不注意的时候，突然从窗户跳下火车，不料被摔得昏死过去。之后又被敌特抓上火车，死死捆住押往陶庄。
丈夫被捕，王淑清独自与敌人周旋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家廉每次出远门都要对我说明什么时候回来。这次也不例外，说好第二天就回来，却怎么也等不着了。我此时对他被捕还不知情，但也隐隐意识到他可能出事了。我一面继续开展地下工作，一面托组织打听着家廉的消息。一天，叛徒张二从隔壁张营长屋内跑到诊所，把抢往桌子上一撂，恶狠狠地喊道：‘刘先生在家吗？’我说：‘刘先生跟着尹部队走了！’张二立马奸笑着说：‘你不认识我了？咱可不是外人，你还在三孔桥给我换过药。’我嘴上虽说：‘俺可不认识你。’心里却想着：‘就是扒了你的皮，我也认识你的骨头！’张二这个人确实有，包括电视里也有他，前面提到的张三是他弟弟，张二这个坏家伙最后被八路军给枪毙了。过了没两天，张营长就把我叫了去。张营长先是套近乎，后来就直接打听家廉的情况，我始终坚持说跟着尹部队换防走了，张营长一看实在是问不出什么情报来，便直接说出了家廉如何被捕，如何跳火车等等，并进行敲诈勒索，说要想见家廉就得请客吃饭。如此反复几次我不为所动，最后张营长急了，拿起皮鞭朝我抽了两鞭子，同时恐吓要把我抓起来。为了不影响地下工作的开展，我只好来个缓兵之计，对张营长说：‘现在家里是真的没有钱，要不让俺大爷（通信员李洪奎）回家去，看看能卖了房子或者地，俺好能请客。’过了几天，张营长又将我叫去，我说：‘这个房子和地，不是一次就能卖出去的，实在没有办法，要不再等天......’张营长说：‘你就是耍滑头……’过了几天，张营长又问，我说：‘要不让俺大爷再回家看看，实在不行就先借点钱……’第二天晚上再次把我叫去，我说：‘俺大爷还没回来呢，也许明天就能弄来钱……’张营长终于失去了耐心：‘你要再说谎，明天还拿不来钱，我就把你抓到宪兵队去！’这天晚上，我的几个孩子已经深深入睡，而我和李洪奎、老安嫂（通信员）却怎么也睡不着，三个人围坐在火炉旁，心想这可如何是好。最后，我说：‘李大爷，老安嫂，恁都别管我了，真要是把我抓走了，恁把这几个孩子帮我照顾好，就拜托恁了。’老安嫂说：‘你放心吧，俺把这几个孩子当自己孩子待……’大家都掉下了眼泪。过了没一会儿，就听到外面传来了‘哐哐哐’的敲门声，接着是稀里哗啦的皮靴声，我心想：这次是真的要被他们抓走了。没过多久，又是一阵稀里哗啦远去的声音，大家都提心吊胆，不知道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等到天亮后，才打听到昨晚发生的事，原来，在尹部队调走后，换防到此地的聂司令想在老百姓中有个好印象，而张营长一家都吸大烟，为了能弄到买大烟的钱吗，就到处勒索，结果被人告到了聂司令处，聂司令为此很生气，连夜派人将张营长抓了起来。
营救丈夫刘家廉
一天，家廉的表叔从沛县小街子匆匆赶到夏镇，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交给了我。我不识字，交给了通信员李洪奎，李洪奎看后说，‘这是刘先生写的，他被关在了陶庄。’并立即将此消息上报给了游击队。组织上首先打通关系，安排我前往陶庄监狱探望家廉。临行前，张新华将一封信交给我，让我带给家廉，并且一再嘱咐要把信放好，千万不能让敌人搜了去。到了陶庄，我首先买了一个烧饼，用刀子从边上划开，将信塞入烧饼中。监狱守门的鬼子未看出异常，便让我进入，走在黝黑的监狱中，随着鬼子打开一扇又一扇门，终于来到了关押家廉的地方，那是个又黑又狭窄的小屋。我再一看家廉，两只手臂因受伤感染流着脓水，头发又长又乱，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一股难以言表地悲伤一下子涌上了心头。我一头扎进家廉的怀里，将烧饼塞给他，两行热泪不住地往下流。家廉只问了一句：‘新娃（大女儿）上学去了吗？’我点点头：‘去了。’还没等再说点别的，看门的鬼子就拉起我往外推。我回到夏镇，将情况向组织进行了汇报，组织上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救出家廉。于是让夏镇的张开奇（音）帮忙，张开奇是当地的大地主，他的女儿嫁给了枣庄大资本家刘小峰（音）的大儿，刘小峰与鬼子联系很密切。组织上正是希望能通过这个关系将家廉救出。作为交换条件，游击队允许他贩运苘麻。我跟着张开奇来到了枣庄。见到刘小峰后，张开奇寒暄了一番，便将此行的目的说了出来。但刘小峰却说：‘这个事情不好办，人证物证都有……’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张开奇答应继续找刘小峰帮忙，刘小峰走到哪里他们就追到哪里，一连好几天，依然没有结果。张开奇害怕家廉如果真的出了事，游击队是不会放过他的，最后张开奇急了，指着刘小峰嚷道：‘这点事你都不给办，你等着就是！’扭头便往外走，刘小峰赶忙叫住他说：‘现在鬼子怀疑我通八路，不可能让他立刻出来跟着你们回去，需要再等一段时间，但我可以保证他的性命没有危险。’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一天，陶庄那边传来了消息，说包括家廉在内的21名犯人被拉了出来，装上了去往满洲的火车。我慌了，因为我知道，运到满洲的人是有去无回，我急忙去找组织营救。没想到的是，这21个人在运往满洲的过程中，路过兖州时，单单将家廉留了下来，关到看押所进行劳动。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投降，8月28日，家廉趁着警备松懈的时候，从看押所翻墙逃了出来，终于回到了夏镇家中。
抗站胜利后，刘家廉和王淑清两位同志被先后调入鲁南二专署疗养所、鲁南一专署疗养所、鲁南平民医院、华东军十四院、鲁南行署医院。1950年，刘家廉和王淑清被组织安排到滕县工作，在曲阜进行整编时，遇到了曲阜县县长孔子玉。孔子玉非要将两位同志留下来，至于组织上的安排，孔子玉说他会给组织上写信。刘家廉和王淑清就这样留在了曲阜。两位同志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将曲阜卫生院创办了起来，刘家廉成为第一任院长，王淑清也成为这家医院的第一位护士。【柴林兵、刘屹，曲阜市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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